陈云感慨林彪出逃：竟干这样没良心的事_评论_腾讯网

新闻速递

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康生首先发难，谢富治赤膊上阵:“陈云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他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初，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因为身体不好，正在家中休养。实际上从1962年开始，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他已很少起到党和国家事务的决策作用。但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小撮利用这场大动乱爬上最高权力宝座的野心家，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泼来一盆盆的污水，射来一支支毒箭。

第一个起来攻击陈云的是康生。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写出了着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被指责为犯有“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群起而攻之。1962年协助刘少奇进行经济调整工作的陈云，也“罪责难逃”。8月13日，康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小组会上发言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会后，由毛泽东批准，未经过正常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陈云位于11名常委的最后一名。全会未重选党中央正副主席，林彪列常委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被实际免去了副主席的职位。随后，炮轰和批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造反活动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铺天盖地而来。红卫兵小报上已经喊出了“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

当时陈云住在中南海外的北长街，周恩来为了保护他，让他转移到西郊。在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动下，一些红卫兵要抄陈云家。中央警卫团一位副团长急忙赶去劝阻，不起作用。红卫兵冲入大门，进到办公室，要搬走保险柜，只是由于警卫的坚决反对，没有搬出大门。陈云很喜欢听苏州评弹，家中保存了一些评弹的唱片和录音，红卫兵说这是“四旧”，也要查抄出去销毁。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派秘书童小鹏赶到现场。童说，周总理有指示，陈云是中央常委，他的档案不是一般的档案，是党和国家的机密，任何人不许动。至于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做“四旧”破。你们冲进来是错误的，希望你们立即撤出去。但是，红卫兵依仗着有“中央文革”做后台，硬是不撤，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童小鹏只好打电话给戚本禹，把周总理的意见告诉他。果然，同样的话从戚本禹嘴中说出，红卫兵就撤走了。以后，陈云的家又被抄了一次，红卫兵还强烈要求把他拉出去批斗。只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陈云才幸免于难。否则，身体很差的他是无法逃脱这场浩劫的。

1968年8月，根据毛泽东关于让老同志学习、了解“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指示，中央办公厅组织了一批老同志到中央警卫团“支左”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去蹲点调查。陈云被安排到新华印刷厂。同时下去的还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人。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又是对老干部的一场高层批斗会。会议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这次对陈云猛烈开火的是谢富治。10月17日，在第一小组会上，谢富治说:“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谢富治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进入了新的中央政治局，而1931年就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一直位于中央领导核心的陈云，第一次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仅被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林彪却成为党中央副主席。

1969年10月，中苏即将举行两国边界谈判，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急剧恶化，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突然袭击，特别是核武器打击的估计，中共中央做出了紧急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指示，要求这些人在10月20日，即中苏谈判开始以前离开北京。于是，毛泽东前往武汉，林彪去了苏州，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被安置到京广线两侧的城市。64岁的陈云被通知疏散到江西。同时疏散到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可以看出，这些人大都属于被批判而未被完全打倒的对象。

起初，陈云被告之必须自己买火车票走，不再享受国家领导人应有的公务专厢。由于陈云有心脏病，路上又不安全，经过一再交涉，才同意他与同被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合坐一节公务车厢。10月18日，陈云登上火车，隆隆南下。谁知，这一去，竟在江西呆了两年半之久。而制造战备紧张空气的林彪等人几个月后就回到了北京，被他们阴谋打倒的刘少奇、陶铸，到了疏散地不久，即在迫害中含冤去世。

当全国上下欢呼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陈云却说:“其实早就应该上天了”

10月20日，陈云到达江西南昌，和王震告别。当天下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来到陈云所住的招待所。

程世清见了陈云，就不负责任地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100亿斤粮食，全国不再进口粮食。陈云心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在当时也不便提出反驳。实际上，江西生产汽车根本没有那么多钢板，全省的粮食产量每年只有197亿斤，如果交给国家100亿斤，全省都要饿肚皮。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陈云讲起这件事，还感慨地说:“程世清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陈云到江西后，周恩来特地打来电话，嘱咐说陈云身体不好，住的地方要有暖气，他过去在北京蹲点是在工厂，这次可以还安排他到工厂。于是，陈云被安排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住在离工厂两里路的南昌郊区青云浦干部休养所。青云浦，是院前的一个湖。说来也许是个巧合，陈云出生在上海的青浦县，青云浦恰好由陈云的名字和出生地名组成，不知当时安排住处的江西省革委会是否考虑到了这有趣的一点。招待所是一个用围墙团团包围的院子，门口有武装军人站岗，门牌上写着“福州军区干休所”，江西省军区属于福州军区管辖。陈云住在条件最好的8号院，坐落在干休所最深处，由几间青灰瓦房组成。为了安排陈云，特地由副所长沈云贵带领战士连夜砌了一道三米高的围墙把这个院子与外界隔绝。房间里十分简单，连锅碗等日常用品都没有，要陈云自己出钱派人上街去买。但他的待遇已经比当时也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要好了。

1969年11月，陈云来到工厂，先参观了各车间、班组。这个工厂有1600多人，原先是属于劳改局的，当时划归江西省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28团，主要生产化工炼油设备。陈云身穿灰色中山服，黑布鞋，外披一件绿军大衣，走进了厂里。他对工人和干部打招呼说:我是到这里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他住的地方离工厂有两里路，为了早晨八点钟上班不迟到，他每天6点多就要起床，两年多都是如此。好在上级拨给了他一辆灰蓝色的华沙牌小轿车。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由卫星发射回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陈云正好在厂里，他让司机把小轿车的收音机打开，工人们便围过来，倾听那美妙的节奏。有人问:“人造卫星为什么会放音乐？”陈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若有所思地说:“其实这颗人造卫星早就应该上天了！”

1970年5月，陈云想了解江西的生产形势，就给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下边的单位去看一看。其后，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安排，陈云到江西洪都机械厂、南昌钢铁厂、氨厂、电缆厂、汽车厂等工厂，南昌菜市场、百货公司、南昌第19中学作了参观和调查。还到南昌以外的新余县、萍乡市、南昌县去看了看。在萍乡煤矿，65岁的陈云戴上安全帽，坐电梯下到几百米的深处，看望了在采煤第一线的煤矿工人。

除了下去调查，陈云在江西最多的时间是用在读书上。他从北京来江西时，带了三箱子的书，其中有:《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这些书，有些过去读过，这次重读；有些没有读过，这次补上了。

林彪葬身大漠，陈云感慨万分:“这个人竟然干出了这样没良心的事……”

7月，陈云曾短期回了一次北京。不久，国内形势突变，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是讨论修改宪法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但林彪集团却借机发起进攻，制造出一场新的风波。陈云因为还是中央委员，被通知前去参加。由于身体不好，他便住在山下的九江南湖宾馆，只是召开全体大会和华东组大会时才上山参加。也许因此，他有幸躲开了林彪与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引起的株连。而有不少老同志，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贸然表态，结果又遭到事后占了上风的江青集团的批判。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形势才开始明朗。9月3日，陈云在华东组大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书吓人，和王明一样。回到厂里，工人们看到报上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猜到陈云也去开了会，便请他讲一讲会议精神。陈云摇摇头说:“你们别问我，去问程世清。”这句话不仅是因为程世清是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由他来传达；而且也话中有话。程世清是林彪的党羽，在庐山上，他参加了林彪策划的阴谋，会议的内情，程世清当然比陈云清楚得多，确实应该问他。

庐山上的这场斗争一年之后终于有了分晓。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人乘坐“三叉戟”仓皇出逃，葬身于外邦大漠。消息传到基层，已是半个月后的国庆节之后了。然而作为中央委员的陈云，竟然还是从基层党员干部那里听来的再传达。那天，马骏在厂里听到传达林彪叛国投敌的文件，急忙骑车赶到陈云住处，告诉了他。陈云沉思片刻，说道:“这个人竟然干出了这样没良心的事。”一会儿，他又感慨地说:“林彪比我还小两岁呢！”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和林彪曾在东北共同领导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可以说，他对这个能打仗、沉默寡言的小个子是有很深印象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真是没有人能预料到。

10月5日起，江西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揭发林彪的反革命活动。陈云作为在江西的中央委员，也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发言，以自己在东北和林彪共事的所见所闻，批判林彪当年在辽沈战役时打锦州的犹豫态度，违背了毛泽东的全盘部署。至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武装政变活动，陈云在以后才看到印发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并据此进行了批判。而林彪伙同“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罪行，当时还根本不准触动。八年后的1979年，陈云已经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面临着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他说:“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显然，这一评价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

针对“四人帮”抛来的“洋奴哲学”大帽子，陈云拍案而起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他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明显改善，1972年4月，陈云返回北京。

4月20日，一辆蓝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停在石油机械厂门前，陈云向与他共事两年半的工人和干部话别。上午，陈云向工厂的负责人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他重复了他过去的一贯看法:“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

4月22日下午，陈云登上了专门为他调来的软卧车厢，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陪同他回到北京。显然，陈云的地位和来时已大不相同。4月24日，陈云回到了北京。六天之后，他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但是，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报纸上。6月，应周恩来的要求，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当时，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回到北京后，陈云曾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去做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王震、苏振华、杨勇等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又以副总理身份出现在报纸上。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两年多里，陈云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商品积压，工人失业，市场萧条。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苏两国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苏联甚至威胁要用原子弹来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东欧，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卫星国的极度不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纷纷向美国、西欧靠拢，抵制苏联。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际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贸易往来。

在江西两年半之久，并未使陈云成为桃花源中人，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同时思索着我国的应变策略。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刚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及负责外汇资金的李裕民等人。陈云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他把工作指作“打鱼”，把休息指作“晒网”。陈云既不喜欢打牌、打麻将，也不喜欢跳舞之类的娱乐，平日休息，主要是听评弹录音。陈云问李裕民:“你多大年纪了？”李回答43岁。陈云说:“听了很高兴，30多岁到40多岁，正是干工作的时候。”又问起在延安一起搞过财经工作的乔培新的年纪，然后感慨地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这最后一句话是指当时的国际形势。陈云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这些话，在改革开放进行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是毫无疑问的真理，然而，在当时，却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人们刚刚从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尾巴”的狂风暴雨中走过来，外贸领域的干部几乎是谈“资”色变。进口外国商品必须供批判用，出口商品必须支援世界革命。所以，外贸活动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极左做法充斥其间，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虽然还在进行，却是只邀请“左”派商人前来，交易之前，首先赠送毛主席语录、像章，高呼革命口号，如果外国人能遵守这些政治要求，我方在交易中则可不计较价钱，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变物质”。有的狡猾商人来到中国，装模作样，好话说尽，骗得利润到手，回去把中国货上的工农兵商标换成大美人，加价抛向国际市场，大赚其钱。还有的外国“左”派自己就打成一团，乘坐同一架飞机来中国，一派从前门下，另一派从后门下，互不理睬，还要中国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促进“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云竟然提出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贸易，还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确实让人为他的胆略感到钦佩，又为之捏着一把冷汗。

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康纳利、德斯坦、舒尔茨等的讲话、文章，以利用外资。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陈云尖锐地指出:“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那些“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极左教条，陈云旗帜鲜明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从陈云家中出来，陈希愈等人十分激动，决心以此为指导思想，打开利用外资的突破口。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今天来说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这是中国工业发展急需的一批关键设备，有的“文化大革命”前就准备进口，但“文化大革命”一来，江青一伙挥舞极左大棒，把进口设备批成“投降卖国”，无人再敢建议。直到林彪垮台后，有关部门才又旧事重提。但张春桥却说:一米七轧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能造，不用进口。然而，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等一群造反起家的打手们，根本不懂技术，又压制技术人员，闹了一年多，连个轧机的影子也没见到，钢铁工业的发展被他们一误再误。于是，周恩来、李先念再次布置国家计委申请进口，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同年，还批准进口美国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线技术。江青等人又跳出来，横加指责和破坏。

1974年2月，四机部有个技术员给江青写信，“揭露”出国谈判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中国代表团接受了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的玻璃蜗牛礼品，是甘心让外国人侮辱我们“爬行”。江青如获至宝，气冲冲地赶到四机部，发表一通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玻璃蜗牛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要求退回，并强烈抗议。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经过调查，弄清玻璃蜗牛是美国人常用的一种礼品，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决定，收回江青的讲话。但经过“四人帮”的一闹，这个彩色显像管生产技术的引进被耽搁了好几年。原本在引进报告上签了字的王洪文，这时也随着江青把脸一翻，说向外国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面对压力，协助周恩来进行引进工作的陈云没有退让，反而要求在引进轧机时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连同必需的附件、备件一起进口。他说:这套轧机“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钢板300万吨，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抛来的“洋奴哲学”大帽子，陈云非常气愤，拍案而起，坚定地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作一次‘洋奴’！”

过去，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国内急需物资时，常常是直接购买现货，外国资本家一看到订单，就大幅度抬价，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在陈云指导下，外贸部门开始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的商品交易所。如一次，他们接受了购买砂糖47万吨的任务，先不购进现货，而是购进26吨期货，再购买41万吨现货。待到交易市场上得知中国购买消息，砂糖价格上涨，外贸部门再抛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但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镑的外汇。陈云总结这次经验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还指出:“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今天，中国不仅全面参加了国际商品交易中的期货市场，而且有了自己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回溯当年在极左思潮猖獗，人们不敢谈也不知道期货市场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时刻，我们不能不为陈云表现出的胆识和远见而钦佩。

在周恩来、陈云和随后复出的邓小平的共同领导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进苏联156项援助项目后的第二次引进高潮。这一期间引进的重要成套设备，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主力军。

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阴云下得到解脱，“四人帮”还控制着较大的权力，极左错误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迷雾再起，于1976年达到高潮。邓小平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和陈云等人进行的纠“左”努力也遭到批判。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立即指使在人民日报社的爪牙，派出大量记者前往各个部门搜集材料，攻击陈云、万里、胡乔木、张爱萍、周荣鑫等复出的领导干部。张春桥说，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外贸工作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陈云痛心地看着费尽心血才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毁于一旦，同时也作好了再次被送到基层去“蹲点”的精神准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地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根植于“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毒瘤。叶剑英请王震找陈云商量。当时，可供选择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并派人请陈云前往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华国锋设置的“两个凡是”的障碍，坚决主张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又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和清算康生罪行等关键性的意见。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国终于走上了重整河山的正轨。在历史的激浪狂飙中，陈云以他岿然不动的信念，给人们留下了中流砥柱般的高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