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东京物资供应紧张上海相当充裕_评论_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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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战日记》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作家高见顺（1907-1965）自1941年元月开始直至去世为止的日记，被称为昭和历史的生动资料，同时又是考察这一时代日本知识人心灵史的原始文献。其中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是日本近现代史迎来了巨大转折的1945年这一年的日记，部分在《文艺春秋》1958年7月号上连载发表后，又在翌年加以补足并辑录成《败战日记》，由文艺春秋社出版。

这部日记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记录了战败前后日本社会众生诸相的同时，如实地记录了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中一个有着前述思想背景的日本知识人内心的苦涩、酸楚、愤懑和挣扎的心路历程，表现出对自己以及日本民族和日本国家的反思和批判，展示了这一时期日本人精神史的重要一页。

“因这场战争，日本人的风俗恐怕会发生彻底的变化。穿着裙子和袜子的西洋式的女子形象如今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也许是因为缺乏裙子的布料和袜子，现在看见的都是田野的劳动裤和裤子形式的决战服。”（1月9日，页13）物资的严重匮乏是主因之一，但战争爆发前后当局竭力摈斥英美色彩的政策是直接的原因，“华盛顿鞋店”被改成了“东条鞋店”，东京等大都市的酒吧和咖啡馆都遭到了关闭，仅有当局许可的所谓“国民酒场”在艰难地苦撑着。2月某日，高见顺等来到了东京赤坂的一家以前常去的“国民酒场”：“说是五点半开始的，可此时只有四点半，已经在巷子里排起了长队，二列纵队。人们的服装，与半年前相比大相径庭，都是带着防空头巾、裹着绑腿的严肃的战时服装，而且都一样的脏兮兮的。就像以前建筑工地上的队伍……排队的人时刻在增加，见到队伍中有熟人，就悄悄地夹在他后面，我们前面的人越来越多了。咳，不要插队！后面响起了愤怒的吼声。”（2月9日，页58）排队是为了领到一张酒票，每人限一张，一张限一瓶啤酒，另加酒钱。酒票有限，排在后面的人就没有了，因为加塞，有时会发生争吵甚至斗殴。屋内没有像样的桌椅，往往是站着一气喝完。

像样的餐馆也消失了踪影，偶尔看到一家卖吃食的店，门口也排着队，“从队伍快速移动的情形来看，供应的食物显然相当粗陋而且量少。排到付款的账台前，果然看见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代用食一元’，准备了零票往里一瞥，果然量很少，盘子里装了一点点，这代用食到底是什么东西，光看也看不清楚，白乎乎的里面夹杂着黑黑的、像是洋栖菜的东西，显然很难吃，看着都让人倒胃口。”（2月13日，页71）

自1939年起当局便陆续开始了大米和谷物的配给制度，以后配给涉及了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随着战争的进行，物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为了省电，街头都是暗暗的。难怪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1944年6月到了上海后，发现上海尽管物价高昂，与东京等相比，物资倒是相当充裕。大米对日本人并不实行配给，也无空袭之忧，繁华的大街上，依然是霓虹闪烁，令他感慨无限（武田泰淳《上海的萤火虫》，中央公论社，1976年）。高见顺本人1944年的下半年也在上海，与作家阿部知二（1903-1973）等在四马路的杏花楼吃饭时，深深感叹：“什么物品也不缺的上海的不可思议，说是日本赢了支那败了，可战胜的日本却处处不自由，而支那却像是战胜了似的呈现出豪奢的场景，真是令人费解。”（《高见顺日记》第二卷下，劲草书房1966年，页840-841）这实在是颇具讽刺意味。

1942年4月18日美军首次对日本本土发动了空袭，1944年11月起空袭的频率便渐次加大，到了1945年时，东京等地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已很罕见了。3月10日凌晨开始的“东京大空袭”，美军出动了数百架次的轰炸机，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一的建筑物，死者将近十万，有一百万人流离失所。小说家永井荷风（1879-1959）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天他从居所中匆忙逃出躲过一劫的情景：“夜半有空袭，翌晓四时偏奇馆（荷风寓所名）遭焚烧……户外火光自窗户映照至余枕边，并为邻人的大声呼叫惊起，匆忙将日志及草稿装入皮包内奔至庭院，见谷町一带火光冲天，又遥远的北方亦有火光映照，火星随烈风纷纷落至庭院，余环顾四方，心想恐怕难避一劫，遂匆匆穿过烟火奔至大街……”（永井荷风《断肠亭日乘》第二十九卷，收录于《永井荷风全集》第二十五卷，岩波书店1994年，页306）。

高见顺在7月28日从《读卖新闻》上读到了《波茨坦公告》的要点。翌日他在日记中披露了这样的心迹：“心情一片烦乱。不知所措。心绪不定。心里满是怨愤。对谁的？因为什么？没有对象。因此才更加觉得烦躁愤懑。昨天川端（康成）说，斋藤茂吉将藏书都烧光了，哭了一整天。我理解。真的能理解……我也想哭，心里真想哭。为了人类，为了世界。我现在心里一片愤懑，也是因为有一种想哭泣的冲动。”（页266）也许此前已经有了如此的内心挣扎，到了8月15日那天，他的心情倒反而显得很平静，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十二点。报时。演奏君之代。朗读诏书。果然是宣布战争结束。——终于战败了。已经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了。夏日的太阳灼灼发光。令人眼睛发痛的光线。在烈日之下获知了战败的消息……车站上，与往常无异。一位中年女子对着中学生问道：‘说是中午有重大的广播，什么事呀？’中学生显出尴尬的神情，低下头轻声作了回答。‘啊？啊？’那妇女大声追问道。轨交车厢内也与平日无异。比平时稍空些。”（页310）“都在互相欺骗，政府欺骗民众，民众欺骗政府。军部欺骗政府，政府欺骗军部。”（页311）

还比较值得对比的是海外的日本文人。后来成为战后派作家主将的武田泰淳和堀田善卫那时都在上海。据堀田当时留下的日记，他们在8月11日就已从外国通讯社获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那天他和武田等在上海看到了这样的场景：“随着电车渐渐从静安寺驶近南京路，从车窗向外看，商店几乎都关上了门，不时地从里面一个个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尽管南京路的商店全都打了烊，但满街都是人……人们带着异样兴奋的表情在行走。确实这是不容易的……虹口方面支那人的商店也都一家家地关上了门，不过日本人的商店都开着……过了一会儿诗人路易士（即后来前往台湾的诗人纪弦，日本占领上海时期曾与日本方面合作——引译者注）来了，张开着双臂，满脸兴奋，仿佛要与在座的所有的人拥抱似的。一靠近我们，便高声叫道，和平！和平！和平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中华日报》的和平号外，发给大家。坐在那里的我们这些日本人，人人都面色凝重，同时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涌上心来，眼睛不知往哪边看好。武田睁大了眼睛，全身心地读着号外。我也读了……天黑了，我和武田一起回家。回去的路上，两人一时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武田慢慢地说道，日本民族也许会消灭，倘若今后自己留在支那的话，就会告诉中国人，以前东方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国家，必须要由我们自己来告诉别人。”（《堀田善卫上海日记》，东京集英社2008年，页17-24）堀田有些真诚也有些天真，他希望中国人相信，日本人并非都是魔鬼，他想对中国的知识人诉说一些心声，期望得到中国人的谅解，于是他动员了一些在上海的日本知识人，紧急策划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告中国文化人书》，并设法弄到了当时非常紧缺的纸张，准备印刷一百万部通过日军的飞机散发，结果因战败的到来而遭到中国印刷工人的怠工，该计划也流产了。

在这一历史大变动的时期，高见顺的内心对日本的未来也是充满了期待、惶恐和怀疑，他一直在思考着日本的命运：“之前可怕的军部的力量是左右一切的。一个真正的健康的民主社会会出现在日本吗？会成为现实吗？这恐怕还只是一种幻想吧。我们毕竟是在这样专制的社会中生活过来的。”（8月18日，页323）“日本将会怎样呢？不管一时怎么样，还是希望它能强盛健全起来。因为强盛健全的要素日本民族是具有的。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缺点，但也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缺点都来自于这个民族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苦难。我相信日本人。”（8月19日，页324）

对于美军的占领，高见顺与大部分知识人一样，心情颇为矛盾，屈辱感和解放感交织在一起。 “蔬菜鱼类可以自由销售了。可以自由收听国外的广播了。妇女的参政权也许可以得到认可。这都是令人开心的好消息。”（9月10日，页363）“昨天报纸的发行遭到了禁止，麦克阿瑟司令部今天取消了这一禁令，并且发布了新闻言论自由的新措施。这样一来什么都可以自由写了！什么都可以自由出版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自由！应该由本国的政府给予人民的自由，却由占领自己国家的外国军队第一次给予了，想起来真令人羞愧难当。作为一个热爱日本的人，我为日本而感到羞愧。战争打输了，因占领军的进入而失去自由，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我们却是相反，占领军保障了我们的自由。这是多么令人羞愧的事！”（9月30日，页366-367）“特高警察被废止。心里一下子舒畅了许多。心头的暗云消失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盟军司令部发了指令才能实施，而日本人自己做不到呢？真是可耻。如果是日本人自己废除了特高，我的喜悦就会更加强烈了，我在喜悦的同时就不会留下这种不爽的郁闷了。”（10月6日，页372）

同样是过来人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曾这样指出了美国占领军对于一般日本人、尤其是知识人的意义：“长年在精神的牢狱中失去了思考力的人们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忍耐了许久之后终于可以一吐胸中郁闷的时机到来了。即使这种自由是占领军绝对统治之下的有限的自由，但对治安法的彻底废除，将旧大日本帝国的统治者作为战犯关入监狱，实施妇女参政的大选，承认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废除国定教科书，解放农地，解散财阀等等，这些不断推出的一系列的改革，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划时期的新时代来到了。”（《昭和的战后史》第一卷，东京汐文社1976年，页4-5）

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知识人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相对而言，日本是除欧美之外近代西方思想最早得到广泛传播的国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源于法国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相继或同时在日本登陆。甲午战争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了日本社会绝对的主旋律，但1904年日本对俄国开战时，就已出现了著名的活动家和思想家诸如堺利彦、内村鉴三和幸德秋水等人的反战言论和反战运动，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思想。1920年前后的大正时期，曾出现过民主主义思想高扬的岁月，不久左翼思想与社会运动相结合，1922年诞生了日本共产党，对当局的内外政策时有质疑之声。但随即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抬头，国家利益至上的国权主义再度成为绝对的主旋律。1930年前后当局对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运动进行了疯狂镇压，迫于残酷的现实，大部分左翼人物纷纷转向，或转与当局合作（如作家林房雄、片冈铁兵等），或放弃原来的主张，与当局妥协，高见顺即是后者。因此当日本当局发动战争时，反战言论几乎完全失声，思想界和文化界完全为当局所掌控，除了极少数大佬能以某种理由游离于主旋律之外，几乎所有的知识人都匍匐在军部的淫威之下，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都集体噤声，失去了或收敛了理性的批判。

从上文引述的高见顺的日记，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思想脉络。日本宣布投降不久，具有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双重背景的高见顺已经意识到了“把日本陷入如此悲惨境地的，就是那些时至今日仍在高叫抗战的傲慢的军阀。是军阀将日本弄得一团糟。这些军阀难道还想把人民拖入苦难，将日本彻底灭亡吗？”（8月18日，页321）他甚至反省到了“将日本弄到如此的境地，我们自己也有罪责，必须痛加反省”（8月12日，页298）。但他或他们更多地关注的，还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及命运，对于受日本侵略的海外各国，尤其是中国等邻国所遭受到的巨大的苦难，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丝毫的忏悔和痛苦，即使提及，也只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也绝不在战乱后的支那之下”（4月21日，页176）这一类的表述。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绝大部分日本知识人的思想实态。由于当局的高压政策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大部分知识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跟随着当局的所谓“大东亚共荣”的主旋律摇旗呐喊，偶有冷静的思考者如东京的东方文化学院的研究者宇佐美诚次郎在1942年试图对日本的对华经济侵略政策进行批评时，立即遭到了当局的镇压而被逮捕入狱，而周边竟无一人表示同情或抗议（山根幸夫《东方文化事业的历史》，东京汲古书院，页131）。这在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专制政权中，情形也大抵相同。这或许是日本知识人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