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在延安（资料图）
“从博古的错误说起”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
1942年3月13日与3月23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以《野百合花》为总标题的四段杂文，对延安生活进行讽刺和指责，引起了强烈反响。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温济泽在研究院进行过调查，有95%的人赞成，而毛泽东却拍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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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铁说：“在高级干部学习会上，8个人发了言，有7个人对文章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是也有建议；最后定性为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了去，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小册子的按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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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铁感叹道，“那个时候人人自危，我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已经停止中共常委工作了，而且康生在会上点名解放日报社、新华社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一定要抓典型出来。所以我父亲日子也很难过，他对丁玲也只能是精神安慰了，王实味挨整更是爱莫能助，因为他自己也在挨整啊。后来王实味的遇害，应该只是与康生等人有关。听说王实味被杀后，毛泽东还发了脾气。解放后王实味总算平反了，这对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多少也是个安慰。”其实，王实味的平反姗姗来迟。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1978年，72岁的刘莹从广播中得知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顿时天昏地暗，40多年的等待顿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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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者是谁？
答案是博古。他从团中央书记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被人笑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也被认为曾追随王明宗派集团，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24岁突上巅峰，28岁交出大权，39岁飞机失事罹难。原名秦邦宪的博古，未能走出1946年。
2010年4月30日，中央音乐学院对面一家书屋，博古之子秦铁，讲述了他眼里真正的父亲博古。
【博古“临时中央”不合法？】
1925年9月，博古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由于上海大学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博古也参加并帮助学校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成为负责人之一。
秦铁说，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特别推荐，经过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苏联当局的要求取俄文名字BORYHOB，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笔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博古学习渐入佳境时感慨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的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么？”
博古留学的三年半时间，正值苏联教条主义者德波林学派盛极一时，这个学派的特征是理论与实际脱节——后来博古在批判“立三路线”时，就把“本本”摊在桌上，引经据典，以“洋教条”反对“土教条”。
1930年，博古回国，先后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负责编-工人内部刊物《劳工报》和《工人小报》。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1931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因贪污被撤职，4月博古被选为团中央书记。9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主要负责人之一。由于曾与王明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与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后来回国又共同反对“立三路线”，所以他成了王明最亲密的伙伴。
秦铁对父亲突然“负总责”及其后的命运有自己的说法。他说，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出卖党组织，并供出许多党的高层领导的住址。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
秦铁说：当时中共的领导主要是由党的各个部门负责主持。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父亲：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担任军委书记，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要父亲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因为父亲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王明回答说，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父亲服从党的安排，不考虑个人安危，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秦铁说：“父亲被推上中共的总负责人位置时只是团中央书记，但是当时情况很特殊，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王明、周恩来、卢福坦等人，卢福坦要当总书记，周恩来、王明不同意，决定由我父亲负总责，就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父亲、张闻天、卢福坦是常委。”
秦铁所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即为博古“临时中央”。“后来有不少人认为，这个临时中央是不合法的，但毛泽东在1944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阐述。他表示，现在查到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批准过，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合法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
1943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层整风，博古被人指责为“篡党”。
近年来，秦铁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父亲恢复“总书记”的名誉而奔走。他拿着自印的《博古 -传》说，关于父亲是否担任过总书记历来有些争议，当时党内在苏区的报纸里面出现过“总书记”。但是，2009年第6版的《辞海》称他为“负总责”，2007年出版的《博古传》也称他为“负总责”。
秦铁说：“我认为父亲应该是担任总书记的，为这个，我跟党史研究机构反映过多次意见，他们一直不采纳。直到2009年，在上海有个国防教育展览，那里面提到我父亲。因为要介绍特科的历史，就提到我父亲是总书记。”
且不说博古的“总书记”之名有无争议，在博古生前，他恐怕是无暇顾及此事了。
据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馆藏档案披露，王明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了与博古等人划清界限，曾向中央揭穿了一个秘密：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承认，因与远东局代表商量过中央书记处的组成名单，故进苏区后“并未声明是临时政治局”，随后更进一步承认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
【“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回头看，博古“临时中央”的一些做法被认为是错误的。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仍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指导，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上，博古等提出红军攻打大城市，白区实行同盟罢工、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等计划。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发动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最终失败。同时，他们还强令红军攻打赣州，“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以此来“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仍以失败告终。
曾在博古身边工作过的黎辛认为，在军事上，博古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首先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的“左”的路线的，但也推崇朱、毛的游击战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他们几次指示周恩来（军委主席）与朱德（总司令）进攻敌人，后博古遵照周恩来“请求”赴前线，了解实际情况，让周、朱放手打，取得胜利。事后，博古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地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黎辛《博古辉煌、短暂与悲壮的一生》，《党史文苑》2010年2月上半月）
在秦铁看来，临时中央的错误不能完全归结在博古的头上。“1933年的福建事变，父亲当时赞成与在福建的十九路军联合夹击蒋介石的军队。当时正是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苏区被蒋军重重围住，形势特别严峻，福建一成立反蒋政府，蒋介石不得不调集10万大军前去围攻，苏区可暂时解围。当时中共领导层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时机，应该支持福建政府的李济深、蔡廷锴他们，我父亲也是持这种观点；但中央有部分成员不同意这么做，认为李、蔡与蒋介石是军阀内部的斗争，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当时中共上海局也多次发来警告，说蔡廷锴是亲近社会民主党的，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代表弗雷德也持这种的观点，所以我父亲看大多数人都不赞同自己的看法，就按党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了”。“也是从这件事情，我父亲成了左倾路线代表人物，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出来的，对于路线斗争这种提法，我也有不同看法。什么叫路线？首先，我觉得甭管哪个同志犯了错误，都是在摸索革命的过程中，个人谈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有意反对 -。因为总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但是怎么走？向哪个方向走？是可以探讨、研究的问题，没有必要加上路线斗争。大的方向都一样，有什么路线问题？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这都是值得探讨的，我认为不能以左、右来区分事情的真相”。“到现在，我只认就事论事，不认正确路线、错误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当时的时间、地点等客观条件，要靠后来的实践证明”。秦铁如此强调。
但是，秦铁承认，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中共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不过，博古认为共产国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可以说，成也‘国际’，败也‘国际’……”秦铁感叹道：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就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听。“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
1941年5月15日，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1942年6月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启。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通知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我党七大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这对博古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人指责说：博古当总书记时才24岁，他胆子真大。据博古夫人张越霞回忆，博古甚至做好了被关监狱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找博古谈话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检讨了自己自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
秦铁转述母亲张越霞的回忆：母亲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检查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父亲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
秦铁记得小时候总有些叔叔阿姨跟他说：“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上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只要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而王胡子叔叔“文革”期间挨冲的时候，秦铁经常去看他。一次散步的时候王胡子叔叔对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
秦铁对父亲的认识从中学开始。“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犯了错误的人。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在秦铁眼里，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中共的事业还是作出了不少贡献。他能举出一连串的事迹，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与国民党反复谈判，最终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中共新闻事业奠基人。
对于博古来说，他也认识到错误的极端严重性。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这个报告的内容和效果，各类文章千篇一律，即博古虽检讨了自己与李德的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却找了一些客观原因为自己辩解，遭到了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博古感到十分委屈，而且还写了几句话来排泄内心的苦闷。（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持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