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读完毛泽东、朱德诗词，胡适在日记里发表议论：“毛的诗词还可看。”针对毛、朱二人均写旧体诗，胡适感到颇为不解：“两人各有七言律诗一首。这些新人偏要做旧诗，真可怪！”
该明信片原件大约是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之间交往的最明确证据了。
说起来，毛泽东与胡适的相交，时间还是颇早的。最初，他是通过文章知道胡适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引用毛泽东的自述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后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胡适正在这里当教授。这期间，他们是有过联系的。胡适的日记里，曾留下过这样一笔：“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时间是1920年1月15日。关于这次会面，胡适在1951年5月读到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时，因为其中两次提到毛泽东在湖南组织“自修大学”，便引起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〇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毛泽东自北京回到长沙后，随即给胡适发了一张明信片：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毛泽东 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七，九
毛泽东给胡适的明信片原件保留了下来，这大约是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之间交往的最明确证据了。
因了这一层关系，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请去那里访问的傅斯年代向胡适转达问候；借着这片东风，胡适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向毛泽东发一电文，讨论国事，力劝毛泽东及中共领袖：“宜申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此时两人的思想，已相去甚远，毛泽东当然不可能接受胡适的建议。
除去这样政治、文化的交流外，意外的，胡适还读到过毛泽东的诗词，并有过评价。虽然从解读的角度和兴味看，并未显现出他作为新文学运动开山祖的胸怀，而是带有一些政治偏见的看法，可是，胡适仍不乏文字敏感。尽管他先前未读过毛泽东诗词，可报上误印制的错误却能立即发现并指出，这功夫还是令人十分佩服的。
1941年2月初，正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从当地的《华侨日报》上，见到转载的一篇署名“叶林”的文章《关于朱毛的片段》。文章引录了毛泽东的诗词各一首，朱德诗作三首。这引发了胡适的兴趣。他将文章剪了下来，贴在日记本上，并对两人的诗艺加以评议。
胡适当时见到的毛泽东词，是作于1935年10月的《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词中“望断南飞雁”，报上误印为“望渐南飞雁”。这个“渐”字，引起了胡适的质疑。他动笔将此字圈了起来，在旁边加一个问号。“望渐”意思不通，对文字敏感的胡适马上注意到了。此文在引这首词时，并没有词牌，胡适读毕，在词末加注：“清平乐。”
叶林文章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诗，是作于1935年10月的《七律·长征》。这首诗人们虽然熟悉，可当时所见字句与现在发表的略有不同，值得照录：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泊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红军过后尽开颜。
与现今定本不同处有二：“金沙浪泊悬崖暖”，今作“金沙水拍云崖暖”：“泊”字当为误抄或手民误植。“浪”字，后来毛泽东自注：“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悬崖”是传抄有误还是作者当时原文，这里就不好臆测了。
“红军过后尽开颜”，如今版本为“三军”。现在看来，定本的意味要深长一些，内涵也较广，可“红军”是当时称谓，作者当时用的就是“红军”二字，也有可能。
毛泽东诗词之外，还例举了朱德的三首诗。因为胡适也有评价，所以值得略加介绍。
《移太行侧》
停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怯衣单，夜夜杀倭贼。
《住太行春感》
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士坚持北伐心。
百万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战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侠，驱逐倭儿共一樽。
这两首诗，后来发表时多有改动。例如第一首中“停马太行侧”，后来改为“佇马太行侧”，文气多了：“战士怯衣单”改为“战士仍衣单”，意思好了许多。两首的题目后来也都有改动。
读完毛泽东、朱德诗词，胡适在日记里发表议论：“毛的诗词还可看。”针对毛、朱二人均写旧体诗，胡适感到颇为不解：“两人各有七言律诗一首。这些新人偏要做旧诗，真可怪！”
1959年，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于3月写作《自由与容忍》一文时，读到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大约因为大陆大批胡适未久，积了一肚皮的怨气，胡适便认为这本小书由“文物出版社”（胡适日记里加有“所谓”二字）出版，“真有点肉麻！”对于写成并发表未久的《游仙 赠李淑一》（后更名《答李淑一》）一词，胡适抄录了下来，并发表评论：“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 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胡适说此词“没有一句通的”，是什么意思？大约是说押的韵脚吧。在当天的日记之末，他这样说：“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此通韵法。”胡适本人是深通音韵的，可他不敢过分自信，还请赵元任来帮忙。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对音韵研究甚深，造诣极高，他的看法，应该是不差的。
这首《蝶恋花》词，胡适仅从韵脚不协这一点，认为此词“没有一句通的”，感觉上有些泄愤的意思。诗词还应当从内容、意境等方面解读，可胡适完全不言及此，有以偏概全的味道。他在前面所说“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一句，大约是从其他资料上见到大陆文人写的有关此词的解读文章而发。从胡适的基本观念出发，这样过分吹捧国家领袖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可以证明胡适对毛泽东诗词有政治偏见的，还有著名学者何炳棣的一段回忆。1960年8月，何炳棣来到胡适在纽约的公寓。胡适在谈话中告诉说，何炳棣在1958年英译的两首毛泽东《沁园春》（一为《长沙》，一为《雪》），他看了后很不舒服。何炳棣在英译序文中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作了肯定，胡适却夸张地说：毛的那两首词里的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何炳棣坚持不让。他指出毛泽东词的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所写的《长沙》，前半写景之中掺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皆有可取之处。胡适还坚持自己的看法。何炳棣另辟蹊径，说胡适在与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中，称赞齐白石的诗作得好，好就好在他的薛蟠体，为何现在对毛泽东的诗词又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适略思考一下，忽然用英文说：“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何炳棣也随即用英文回应：“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b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糟糕的诗人呢？！）听到此，胡适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显然，胡适对大陆的认识，影响到他对毛泽东诗词的基本判断。
据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回忆，1956年时，毛泽东曾说过：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从胡适的为人及为文表现的立场看，毛泽东并不多么了解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胡适。那么，胡适在那以后的岁月，不理解毛泽东，同时很难领会毛泽东的诗词意味，也就很正常了。不过，透过胡适对毛泽东诗词的阅读，我们还是能看出，政治态度的异同，完全可能影响到文学欣赏及评价，虽然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彼此评价标准相距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