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资料图）
本文摘自《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小平》，余伯流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必须弄清的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毛泽东之所以在1974年12月下决心重新重用邓小平，是由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局势和党内状况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诸多因素促成的。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解说，根本的原因，是“时势造英雄”。
具体说来，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论析：
第一，当时的客观形势迫切需要一个德高望重、能治国安邦的人出来支撑局面。当时“批林批孔”已搞了整整一年。由于江青等人到处“放火烧荒”，批判“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的山头组织，一些刚落实政策的领导干部又被当作“孔老二”打倒在地，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状态，一些反潮流组织又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这样，就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为此，毛泽东在1974年10月决定筹备召开全国四届人大时，就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外宾到长沙拜晤毛泽东时，在会见后，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谈到由于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全国财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财政支出却比去年同期大大增长。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感到形势严峻，沉默不语。最后，只作了一句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要实现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能治国安邦的、德高望重而为全国人民公认的“帅才”来承担这一重任。这个“帅才”，非邓莫属，这就是“时势”，即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
第二，周恩来病重，需要有人接替。周恩来是建国以来的老总理、好总理，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可是，他在1972年5月经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三○一医院和肿瘤医院共同检查鉴定，已确诊为膀胱癌。11月间，保健医生向中央作出正式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态，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国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在江青一伙“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批现代大儒”的氛围中，以超乎寻常的毅力，继续顶着压力，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毕竟心力交瘁，病体难支，不得不于6月1日住院，躺在病床上办公、开会。12月的长沙之行，沉疴在身的周恩来是不得已而为之。行前，医务人员已再次发现总理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治疗。周恩来自己也明白，这样远途来回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他以国事为重，坚定地向医生吴阶平等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周恩来登机时，“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毛泽东在长沙看到周恩来的憔悴模样，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深情地嘱咐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由邓小平来接替周恩来的重任了。
第三，毛泽东对王洪文已感到失望。王洪文自1972年9月调中央学习后不久，毛泽东就安排他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实习”后，毛泽东又破例安排他担任“十大”的准备委员会主任（名列周恩来等人之前），随后又在“十大”上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时青云直上，晋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名列周恩来之后，但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是对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但是，王洪文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毛泽东发现他不仅才能平庸，底气不足，而且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帮派，积极参与江青“组阁”的阴谋活动，衔江青之命到长沙告总理和小平的状，几次批评、警告他，竟屡教不改，还是与江青等人搞在一起，兴风作浪。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毛泽东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王在检查中写道：“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虽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十月十七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的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没错，而我是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地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地向主席报告，干扰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王洪文的地位从此急转直下，他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毛泽东不得不另择他人。
第四，党内健康力量的荐举。据邓榕回忆，1972年“五一”节前，王震从江西红星垦殖场回京后，在太平庄住地约见邓榕，“胡子叔叔详细地询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叶剑英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于1973年12月向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参加军委，担任军队的领导工作，所以毛泽东在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当军委委员。”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复出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排除万难，狠抓落实。当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讲到“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时，周恩来就示意陈毅子女将这个信息透露出去；当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出批示后，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良机，印发文件，在全党造成舆论影响；当毛泽东的“8·14”批示被搁置四个月后，周恩来又旧事重提，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写信提示；当邓小平从江西回京后，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当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时，周恩来抱病亲拟文件下发全党、全军；当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周恩来表示“积极支持”，与毛泽东一道作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长沙决策”。有了周恩来、叶剑英、王震等老同志的鼎力荐举、支持，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的决心就更坚定了。